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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間普遍認為，自由主義者的訴求是無為而治的小政府，其實這種說法並不正確。自由主義者承認有許多事物有必要交給政府來做，但同時不希望政府對人民自由造成威脅，因此他們認為政府的活動範圍應該受到限制，且權力應該有效分散，避免強人型領導者危害人民自由。在《資本主義與自由》之中，傅利曼 (Milton Friedman) 以經濟學為基礎，從各種面向闡述政府該如何保障人民的自由。
如同各位所知，政治與經濟一向有密不可分的關係，因此我們很難將經濟自由獨立於政治自由之外。政治自由與經濟自由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，在人民享有政治自由的社會，很少能脫離自由市場經濟；而在政治高度集權的國家，自由市場經濟所主張的私有財產制，也多少限制了政府的權力，而且歷史上很少有遵循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國家，能長久維持高度政治集權，顯見經濟自由是促成政治自由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。
為什麼自由市場經濟能發揮如此龐大的力量呢？這是因為，要協調數百萬人的經濟活動，基本上只有兩種方式，一種是透過集權政府指揮，另一種是人們自願合作，也就是透過市場機制調整。在遵循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社會中，政府對於某些活動將無權置喙，而是在雙方都充分瞭解交易條件之下，認為彼此都能從交易中獲益而自願合作。
若人民無法獲得經濟自由，被剝奪的權利可能不亞於失去政治自由，例如在二次大戰後，因為外匯管制而無法到美國旅遊的英國公民，跟因為政治歧見而無法到美國度假的蘇聯公民，兩者被剝奪的自由並無太大的差別。
由此可知，雖然經濟自由並不能確保政治自由，但至少能降低政治不自由對人民的危害，且政治自由必須以經濟自由為前提，「民主的社會主義」或「自由的共產主義」是不可能存在的。
與共產經濟比較，自由市場經濟確實更有效率。假如人們想開一家麵包店，在共產經濟之下，他必須先向政府申請營業許可執照，並獲得官股銀行的資金挹注、說服國營麵粉工廠提供原料、向地方政府申請土地使用權，各種行為都需要直接或間接獲得政府許可；而在自由市場經濟之下，只要向銀行借貸足夠的資金，就能承租店面開始營業，省下繁瑣又不具效率的行政程序。
除此之外，自由市場能提供足夠的選擇，因此不需要政治上經常採用的多數決原則，人們不用看多數派想要什麼，少數派也無須委屈自己，因而脫離「二分法」的思維模式，這正是近年困擾著台灣社會的迷思。
雖然市場機制能解決許多問題，但自由主義者仍認同有些議題不可能透過市場來處理，或是透過市場處理的成本較高，因而必須尋求政治途徑。舉例來說，我們不可能透過市場機制協調出該購買多少軍備，假設小明與小華對於軍購計畫的意見相左，當某項軍購計畫滿足小明的同時，必然會使小華感到不滿，且市場也無法提供其他選項。
大略來說，在自由市場中，政府必須扮演三種角色：
一、規則制定者與裁判
二、解決技術性獨佔與鄰里效應
三、基於家父思想提供服務
要使自由市場經濟順利運作，首先要釐清的是該如何界定財產權，這個問題看似容易，實際上是非常複雜的社會運作。
舉例來說，假如我擁有某塊土地的所有權，並且能按照我的意思使用我的財產，是否有權拒絕別人開汽車經過我的土地？若是飛機從領土上方飛過呢？或是別人有優先使用汽車或飛機的權利？或者該取決於交通工具離地面的距離、發出的噪音、價值的高低？或是他們應該付錢給我才能行使權利？還是我必須付錢請他們繞路？在現代社會中，這些問題通常已經有相當明確的解決方法，這是自由市場經濟順利運作的基礎。
另一個難題是貨幣制度。長久以來，鑄幣權都掌握在政府手上，可能沒有其他類型的經濟活動像貨幣制度一樣，將政府的干預行動視為理所擔然，但這是否表示政府任意調整貨幣政策是合理的？後續將會更深入討論這個問題。
在某些情況下，市場機制將會失靈，使得自願交易的成本非常高，甚至於不可能發生，像是在獨佔競爭市場中，消費者將被迫選擇某家企業所提供的商品，而沒有其他的替代選項。
雖然私人獨佔很難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長期維持，但如果該項商品是不可或缺的必需品，且獨佔的力量非常強大，以致於短期內很難產生打破獨佔局面的競爭者，則私人獨佔對市場的傷害將令人無法忍受，讓政府來經營或許是較好的解決方式。
政府介入獨佔競爭市場的方式，可分為「公共獨佔」與「公共管制獨佔」兩種，反映在社會上的或許就是「國營企業」與「半民營企業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雖然「公共管制獨佔」比「公共獨佔」保有更多市場機制所帶來的優點，但在某些情況下，「公共管制獨佔」的成果未必會更好，台灣電信業半民營化就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。
在台灣，所有電信業者都必須向中華電信承租電信線路，比起承租線路所需花費的成本，佈建線路的成本非常昂貴，遠超過其他業者所能負擔的範圍，以致於其他業者根本沒有自行佈建線路的能力與意願，即使電信民營化已推動多年，中華電信的獨佔地位仍相當穩固。由於中華電信在民營化之後有維護股東權益的義務，沒有意願耗費鉅額資金推動電信升級，政府也不可能強制介入民營企業的經營，影響所及，即使政府設立專門機構管制電信費率，台灣的電信費率仍較鄰近國家昂貴，且服務品質也相對落後，顯見電信業民營化是個失敗的政策。
另一個適合由政府提供服務的情況是「鄰里效應」，也就是個人行為將會對其他人造成一些影響，又不可能針對這些影響收費或給予補貼。舉例來說，假如全國的道路皆由私人提供，根據使用者付費原則，針對道路使用者逐一收取費用，勢必會耗費不少成本；反之，由政府統一提供道路，並以燃料稅代替過路費，顯然是個較方便的解決方式。
最後一種情況，是政府基於家父思想提供服務，像是照顧弱勢團體。如果有人自願照顧弱勢團體，當然是最理想的情況，但可想而知，這類慈善活動的供給勢必無法滿足需求，因此只能尋求政府提供協助。
要明確定義上述三種角色的界線顯然不容易，但我們也清楚瞭解到，政府的職權應該是相當有限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