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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些人認為，自由市場經濟是不穩定的，它會不斷產生反覆循環的繁榮與蕭條，因此政府有必要干預經濟以維持穩定成長。雖然自由主義者不贊同這種說法，但仍認為政府應該提供一個穩定的貨幣制度，這個制度應該有別於柏拉圖式的純粹金本位制，也不應該將裁量權交給中央銀行，要如何在政府建立貨幣制度的同時，限制政府對貨幣政策的裁量權，顯然是非常困難的問題。
過去，人們嘗試過很多種貨幣制度，最早出現的是「商品本位制」，也就是以某種實物商品作為貨幣，例如黃金、白銀、銅、絲綢。純粹的「商品本位制」是個穩定的貨幣架構，且不存在政府介入的空間，但如果能以一張承諾支付的憑證 (紙幣) 代替商品貨幣，顯然能節省很多成本。然而，紙幣不僅是信用制度的開端，也提供政府干預貨幣制度的空間，這是「商品本位制」所面臨的最大難題。
在 1879 年美國南北戰爭結束後，曾經實施某種「金本位制」，非常接近理想中的制度。然而，在當時的美國人眼中，這套制度顯然是糟透了！在 1873 年「金本位制」法案通過後，原本具有貨幣功能的白銀突然被降格為一般商品，導致貨幣供給嚴重不足，陷入嚴重的通貨緊縮。
支持白銀自由化的「白銀派」認為，美國的黃金存量尚且不足以支撐經濟，應該恢復「金銀複本位制」，解決貨幣供給不足的問題。經過多年抗爭，美國終於在 1890 年通過《購銀法案》，規定財政部每年要收購 450 萬盎司的白銀，這是「白銀派」的大勝利！然而，當時美國財政部根本沒有足夠的財力，因此《購銀法案》在 1893 年被廢止，到了 1896 年 McKinley 當選第二十五屆總統，確立了金本位制。
從美國貨幣史，看得出美國曾經為「金本位制」付出慘痛的代價，而「商品本位制」最大的缺點，就是要花費許多資源來生產貨幣，而且經濟體系的貨幣供給會受限於該商品的產量，當商品產量跟不上經濟成長時，就會陷入通貨緊縮。
然而，這並不表示我們應該授予政府完全掌控貨幣政策的權力，在 1930 年 11 月，一連串的銀行倒閉事件導致許多銀行面臨擠兌，並在 1930 年 12 月 11 日美國銀行 (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) 倒閉達到高峰，之後銀行體系落入流動性陷阱，每一段時間就會有具指標意義的銀行倒閉，掀起新一波擠兌潮，這段期間貨幣供給持續緊縮。
到了 1931 年，美國為了解決黃金外流的問題，竟然大幅調升利率，雖然阻止了黃金外流，卻使得國內貨幣緊縮的問題更加嚴重，總計 1931 年 8 月至 1932 年 1 月，約有十分之一的銀行倒閉，商業銀行體系的總存款量也下降 15 %，銀行擠兌與倒閉件數戲劇性攀升，爆發經濟大恐慌。
由此可見，如果讓少數人掌握權力，當他們決策錯誤時，就必須付出慘痛的代價。較可能的解決方式，是立法制定貨幣管理準則，削減政府在貨幣政策的自由裁量權，並根據特定目標進行管理。
接著來談國際金融與貿易體制。在「金本位制」下，逆差國的黃金將會外流，導致國內貨幣供給減少、物價下跌；另一方面，順差國將會有黃金流入，導致貨幣供給增加、物價上漲。根據以上調整機制，逆差國的商品價格會變得更有競爭力，並降低該國人民對外國商品的依賴度，進而扭轉貿易逆差的局面。
在現今的貿易體制下，黃金的地位已經被美元所取代，雖然前段所述之調整機制仍然存在，但各國政府會對其貨幣政策加以干涉，使得調整機制無法順利運作。美元的流動就如同過去的黃金，但各國政府有決定貨幣供給量的權力，除非該國願意放任貨幣供給隨著外匯存底變動，並願意引發通貨膨脹，否則美元流入不完全等於貨幣供給增加，通貨膨脹的調整機制也因而失靈。
另一種調整機制是改變匯率，使得逆差國與順差國的商品價格趨於一致，改善貿易失衡的情形。然而，只有完全自由的外匯市場才能觸發調整機制，在亞洲國家普遍採取匯率管制的情況下，美國與亞洲國家的貿易赤字將無法透過改變匯率獲得解決。
只有兩種機制能完全符合自由貿易的需求，一種是純粹的金本位制，另一種是浮動匯率制度。然而，正如前面所述，純粹的金本位制根本不可行，我們只能仰賴浮動匯率制度能解決國際收支失衡的問題。
許多人認為，浮動匯率制度意味著「不穩定的匯率」；傅利曼則認為，對於採用浮動匯率制度的國家來說，匯率不穩定是經濟不穩定的病徵，若要徹底解決匯率不穩定的問題，必須從病灶下手，而不是治標不治本。近年台灣央行對匯率實施更嚴格的管制，或許也反映了彭總裁對台灣經濟不穩定的憂心，我們該抨擊的對象並不是台灣央行，而是無能促進台灣經濟健康發展的政府。
近年某些政黨指出兩岸貿易開放是台灣低工資的元凶，認為中國勞工薪資水準較低，將吸引企業前往中國設廠，導致台灣勞動市場供過於求、薪資水準降低。若以傅利曼的理論來思考這個問題，會發現這種論述毫無根據，部落客元毓在「不著邊際的筆戰」一文，有非常精彩的論述。
再從匯率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，會發現兩岸勞工薪資的相對高低，完全由新台幣兌人民幣匯率決定，假如兩岸貿易開放會拉低台灣工資，反映的是新台幣兌人民幣匯率相對高估，因此必須透過調整名目薪資來達成平衡。另一種達成平衡的方式是讓新台幣貶值，就能在不降低名目薪資的情況下，使得兩岸勞工以第三國貨幣衡量的價格相等，但這種情況必須犧牲新台幣的實質購買力。
然而，我們已經清楚看到，自由貿易與浮動匯率將會帶來的種種好處，是政府管制所無法替代的。
最後討論財政政策。近年常見的說法，是將財政支出視為穩定經濟的平衡輪 ── 在經濟繁榮時縮減支出，並在經濟蕭條時增加支出，以緩和景氣循環的變動。然而，這種想法可能過於天真，若回顧台灣過去三十年的 GDP 與政府支出成長率，會發現政府支出比 GDP 更不穩定 (詳見【圖一】)，且兩者的相關係數只有 0.2，可見政府支出對於緩和景氣循環毫無幫助。
【圖一】台灣 GDP 與政府支出成長率 (百分比)
支持透過政府支出緩和景氣循環的理論基礎是凱因斯學派，他們假定政府借錢對其他支出面沒有影響，在兩種前提下，這種假設可以成立。
首先，民眾必須完全不在乎持有的是政府債券還是貨幣，所以政府無須以更高的利率借錢，以凱因斯學派的術語來說，這種情況稱為「流動性陷阱」，意即民眾拿「閒置資金」來購買債券。假如這種情況不成立，則政府需要保證支付更高的利息才能借到錢，連帶影響到其他借款者的潛在支出計畫，兩者的行為將會相互抵銷。
假如現實不符合前述情形，只要符合第二項條件，凱因斯學派的假設仍然成立，就是借款者不論利率高低仍堅持原先的支出計畫，但這種情形顯然不多見。
過去幾十年來，真正出現「流動性陷阱」，需要透過政府支出來救援經濟的情況，恐怕只有在 2008 年發生的金融海嘯。但即使在其他較緩和的經濟衰退，政府以提振經濟為由提高支出的情形仍非常頻繁，但實際效果正如同前面所述，對緩和景氣循環毫無幫助。
